興教寺內安葬玄奘法師靈骨的佛塔 華商報記者 湯繼穎 攝公元前2年的西漢,佛教傳入中國,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從此滋潤著中華文明。而在古都長安,兩千餘年來佛教更是歷盡劫波綿延不絕。歷朝歷代,大德高僧雲集長安,襄助佛教走向一次次鼎盛。西域高僧鳩摩羅什、唐朝高僧玄奘、皇家寺廟法門寺,聞名世界。佛教八宗,有六宗祖庭就在此地,至今香火繁榮,影響深遠。這一切,凝聚著一個“緣”字——一尊佛與一座古都的佛緣、人緣、文化緣。
   1369年前的正月二十五,大唐帝國都城長安,元宵節的花燈剛剛熄滅,空氣中還遺留著淡淡的春節喜氣。
   這一天,朱雀大街萬頭攢動,攜家帶口的人你擁我擠,且驚且喜地頂禮膜拜路旁陳列的一件件寶貝——一百五十粒佛祖舍利、八尊赤金佛像、六百五十七部佛教經典。
   這是貞觀十九年(645)。幾天前,太宗皇帝就發佈詔書,要求全城百姓“空城出觀”,歡迎他的“御弟”——從遙遠的“西天”天竺國取得真經的玄奘法師。正午時分,梵樂奏響,當空飄來裊裊香煙。身材高大、面容端嚴、時年46歲的玄奘法師,出現在了眾人面前。
   有知道八卦根底的悄悄說,當年“偷渡”而去,而今載譽盛歸。所謂“偷渡”,說的是貞觀元年(627),玄奘結侶陳表,請允西行求法,但未獲唐太宗批准。然而玄奘決心已定,乃“冒越憲章,私往天竺”。他西去求法的歷史,便是後來吳承恩創作《西游記》的藍本。
   此前的17年間,玄奘走過了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踏過五萬公里的艱難險途,終於修成正果,返回東土大唐。“皇兄”李世民禮請他在為太后追福敕建的弘福寺里翻譯佛經。不久,太子李治又新建慈恩寺,恭請他擔任首任住持,譯經弘法……
   時光流逝千餘年。如今,玄奘法師已“化身”為一座銅像,神情堅毅,挺身持杖,矗立在大雁塔前。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也與千年古都西安因緣際會,密切相連。
  中國佛教八大宗派
  六大宗派的祖庭都在西安
   陝西最早的佛寺,距今已有1800餘年曆史。這座距西安鐘樓不遠的寺廟,好些人卻並不知曉,它便是號稱西北第一禪林、“隱藏”在柏樹林街道里的卧龍寺。據寺中一通碑刻記載,此寺創建於漢靈帝時期,即公元168-189年間。
   卧龍寺不大,門外喧囂嘈雜,一入寺門,當即隱入另一番天地。前任方丈如誠法師生前曾對華商報記者說,卧龍寺鬧中取靜,不為世俗所動,不收門票,精進功課,保持著寺院應有的正統模樣,堅守佛家正法。
   如誠法師一語道破了佛教與古都二者相互滋潤相得益彰的文化形態。
   作為一座歷史久遠、積澱深厚的城市,西安的文明演進中,佛教文化堪稱一種別樣基因。漢時傳入長安後,魏晉南北朝時期得以發展,一時間,雲集長安的各地高僧大德達三千餘人,國立譯經場創設。到隋唐時期,佛教鼎盛,僅長安城內佛寺就有140餘座,僧尼數萬人,並由此將佛教文化遠播到日本等地。
   這些歷史好像與如今的西安關係不大,其實不然。比如中國佛教八大宗派中,除了天台宗、禪宗,其他六大宗派的祖庭(開創各大宗派的祖師即初祖所居住、弘法佈道的寺院)都在這裡:位於小寨的密宗祖庭大興善寺,唯識宗祖庭大慈恩寺,三論宗祖庭草堂寺在戶縣,凈土宗祖庭香積寺,華嚴宗祖庭華嚴寺以及律宗祖庭凈業寺。
   陝西省文史研究館館員、省社科院研究員陳景富認為,佛教作為一種文化,歷史上“法難”不斷,卻從未消失,而是生機勃勃。“佛教自傳入中國的那天開始,就在不斷地為中華文明的文化寶庫增添絢麗的色彩。”文字、音韻、民俗、建築、天文、醫學、養生,無一不是至今閃爍光芒的寶藏。
  有興教寺、道安寺等名寺
  還有玄奘、道安、鳩摩羅什等高僧
   多年前,原長安縣誌辦公室副主任樊耀亭先生在騎自行車訪遍秦嶺山中眾多古寺,嘗盡辛苦之後,寫就一本厚達600頁、近43萬字的《終南山佛寺游訪記》。如此巨著,也從一個側面說明瞭佛教在古長安這片土地上的繁盛。
   位於西安市城南長安區少陵原畔的興教寺,是古長安眾多名寺中的一座。寺里至今矗立著一座佛塔,玄奘法師的靈骨即安葬於塔內。13歲時,玄奘在長安城“東鄰”洛陽剃度出家,20多歲已精通經、律、論三藏,被人稱為三藏法師,聲名遠播。他更大的名聲在於西天取經,由此成為“千古一人”。他對知識的渴望、對道德情操的恪守、對故土家國的情懷,以及捨命求法的行動,塑造了一個民族的精神圖騰。
   歷史上,長安有名的名寺還有很多。如今,其中的兩座都與年輕的寬嚴法師有著不解之緣。身為80後的寬嚴法師,如今住持著這兩座寺廟。
   寬嚴出生在西安,幼年求學時即常游於長安各寺,1999年在興教寺原方丈常明老和尚座下出家,隨後兼任了位於長安區杜曲彰儀村的道安寺和位於戶縣城南三公里羅什堡的鳩摩羅什寺住持。
   這兩座寺廟都不大,但因出過名僧,在佛教歷史上分量很足,比如說,僧人們說到法號時,都會在前面加一個“釋”,就與曾在道安寺出家、被譽為“佛教中國化第一人”的道安法師有關。道安是位知識淵博、造詣高深的文學家,當時前秦君主苻堅仰慕道安之名,尊其為國師,這是中國曆史上首位被稱為“國師”的和尚。
   寬嚴法師說,佛教傳入中國之初,僧人一般都是以師父的姓氏為己姓。東晉孝武帝太元四年(379),僧人道安來長安譯經講法。他說,“大師之本,莫尊釋迦”,凡佛教徒應以釋迦牟尼的姓氏為姓。自此,僧人有了“釋”姓。
   後秦弘治三年(401),西域高僧鳩摩羅什在戶縣草堂寺一帶授經譯經。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翻譯外國經書,堪稱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一大盛舉。著名的《金剛經》即為鳩摩羅什所譯。
   鳩摩羅什寺所在的羅什堡村,村人雖是陝西口音,村名卻很“洋”。寬嚴法師說,清康熙《戶縣誌》有記載,該寺至今千餘年,村子以寺得名,村中有寺,寺、村相容,頗為有趣。
  西安歷史上的佛教文化
  曾直接影響中國佛教的發展
   作為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西安,佛教文化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陝西省社科院宗教研究所所長王亞榮研究員曾著文認為,古老的佛教文化是開放的中外文化交流碩果,而西安歷史上的佛教文化曾直接影響了中國佛教的發展,以及周邊國家地區佛教的演變流傳,被稱為“佛教的第二故鄉”,而這一影響至今猶存。
   王亞榮認為,古代長安是一座國際大都市,各地區、各民族的文化在此融合、滲透、並存,文化性格非常開放、寬容,因此異地的佛教文化才能在此生根開花結果。這些文化遺產是活生生的,與社會緊密聯繫的。比如日本人年年來青龍寺,緬懷唐代惠果與空海的友誼,正是中外友好、文化綿延不絕的寫照。
   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陳景富就著文《論陝西佛教文化及其資源的開發利用》,以長安是佛教在中國內地最早傳播地,是中國佛教最大的譯經重鎮,中國佛教學派活動最集中之地,集結了龐大的“僧寶”群,有著眾多具有歷史價值的寺、塔建築、雕塑藝術,以及舉世無雙的佛舍利、孤本大藏經、貝葉經等遍地瑰寶,證明佛教文化資源的開發利用可貴難得。
   如今,佛教文化不僅具有協調社會、人心以及自然的功能,還正在成為一種重要的人文資源被開發利用。佛教文化留給西安這座千年古都的豐厚資源,與其他地區相比更是眾多,這在全國其他城市中是不多見的。
   西安市人大民族宗教僑務外事委員會及西安市宗教事務局2011年編輯出版的《西安宗教文化概覽》一書中說,在人類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宗教是對社會生活的一種超現實、超自然力的反映、觀照和解釋。宗教高度關註每個家庭,個人的福祉、痛苦、平安,覺悟於人心,口傳而耳入,是人類文化傳承的載體。而佛教界逢此發展之機,積极參与古都西安的發展建設,格局頗為大氣,主題時代特色鮮明。
   千年浸潤的文化精髓,將繼續在西安長久綿延。
   華商報記者 孫強  (原標題:古都西安與佛教有不解之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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